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生于广东中山县 （原名香山） 的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注：袁崇焕的籍贯，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后人有很多争论，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研究，比较可靠的结论是：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他也自称是东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见当地山水清佳，便定居于该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鹏）。子朋生三子，长子崇焕、次子崇灿（另说崇灿是长兄，崇焕为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孙子，都是“兆”字辈，十一世孙才是“承”字辈，有袁承芳、承杨、承枢、承柏、承洪、承济等人。据阎崇年先生考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阳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马乡（原名莲塘村）邻近平南县，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他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位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委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采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自如”，是不受羁绊，任意所之。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时势也就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不及对方的份量，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觉得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族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采。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春秋战国时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孔子、介子推、蔺相如、廉颇、屈原、信陵君、荆轲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 、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 （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没太大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 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 ，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像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 (注：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注：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实际权力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沿海长期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份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 (注：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r，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后，伦敦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苏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 (注：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喜欢读书。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 (注：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 (注：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 (注：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称为“金花银”，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十分之二、随从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

鸦片烟这种麻醉品，对中国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开始。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它首先破坏的，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皇帝的神经中枢。

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 (注：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 (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 (注：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 (注：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 (注：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 (注：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 (注：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拼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 （内库） ，政府的公家库房 （外库） 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注：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以上⑧至⑮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 （满清的世仇） 兵二万，朝鲜 （中国的属国） 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军。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什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纴二人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纴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纴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军事的组织与制度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军械破败残缺，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 (注：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份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 (注：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拼命拖欠，不肯发饷。 (注：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 (注：“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什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 (注：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 (注：中共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三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

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其他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他做过一座宫殿的小模型，唯妙唯肖，精巧异常。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心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军纪不良，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什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本来都是属于“都察院”的监察官，并不是行政官。因为监察官权大，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好比部队的政委或政治主任兼任司令员。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合乎应制规范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书法漂亮、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

明末抗清有三位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 （全省考举人第一名） ，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 （榜眼）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第一流的军事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 （孙承宗） ，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大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创制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 （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份，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 。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今日中国领土中的西藏、新疆、黑龙江、台湾、青海、内蒙古等等大片土地，都是满洲人得来的。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俄罗斯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 （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 ，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满洲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满洲兵所以军力强盛，几乎战无不胜，一来因女真人生于苦寒之地，环境恶劣，自幼即经受苛严之锻炼。成军之后，纪律极严，战阵中若首领被杀而部属不死者，全队齐斩，又若部属战死而队首不死者，队长处斩。军令强迫全队官兵共存亡，长官死则全队俱死，部队死则长官亦死，若不死于战阵，事后追究亦必斩首。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统兵伐明，宣示军律曰：“尔等临阵，若七旗败走，一旗拒战者，七旗所属之人员，俱给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以败走一旗人员，分给七旗。如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即以败走者所属人员给本旗拒战者。”满洲人采用八旗制的部族经济制度时，以所俘虏的汉人为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和财产，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战争制度颇为野蛮，打仗时如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该旗的奴隶、财产等等，全归拒战不退的七旗平分，败走的一旗就无以为生。因此一到战斗之时，每个战士以身家性命作拼斗，宁死不肯败走。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份是天生，一部份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 (注：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明朝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虽然诗才不敏捷，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 (注：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 (注：《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谷底。

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四

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是水南乡人，祖父移居广西梧州藤县白马乡。生于万历十二年 （公元一五八四年） ，他在藤县考中秀才和举人。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注：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 (注：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大概三次落第， (注：袁崇焕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举，时年二十二岁。他中举之前，居于广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说他冒籍，于是他改到藤县去考，他有诗题为《游雁洲》，唐时新进士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所以“雁塔题名”表示考中，平南县衙前河中常有雁，当地人士以雁只多少来预卜中举人中秀才的人数，袁诗云：“烟水家何在？风云影未闲，登科闻有兆，愧我独缘悭。”当是落第之后所作，诗附有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中举之后，到原籍东莞去扫墓，有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少小辞乡园，飘零二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这是他原籍东莞、籍隶藤县、幼居平南的证据。) 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 (注：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徧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或藤县到北京，约言之曰八千里。) 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 (注：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其时三十五岁。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注：他被派到福建做知县，首先要去谒见总督、巡抚等大官，官样文章，耗时甚多，有诗《至闽谒大府》：“侵晨持手版，逐队入军门。衙鼓三声急，官仪一面尊。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论。私谒吾何敢，归来夜未昏。”又有诗《初至邵武》：“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山川今若此，风俗更如何。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当时做地方官的小官，目标是移风易俗、讼少刑轻，主要工作是征收赋税、安抚亲民。袁崇焕觉得工作不难，希望清闲一点，可以多读些书。)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 （才子侯方域的父亲） 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 。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 （国防部） 尚书 （部长） 一人，左右侍郎 （副部长） 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 （武官人事） 、职方 （军政、军令） 、车驾 （警备、通讯、马匹） 、武库 （后勤、训练） 。职方司约略类似于现代的作战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作战司的文职中校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大军，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不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参谋部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 (注：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亲信和死士韩润昌、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林是他的至戚。朝廷一一批准。 (注：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 （东北军区总司令） 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主任，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倘若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 （苏州的白面书生） ，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 (注：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当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如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踊到，远近认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斩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轻举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与满清重镇沈阳已慢慢接近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通过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 (注：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注：孙承宗是袁崇焕的上司，对他很是赏识，两人书信往来，孙承宗待他犹似平等的朋友，孙承宗的诗文集《高阳集》中有不少与袁来往的书信，两人讨论到朝中奸佞，孙的信中说：“吾辈做天下事，只论人不论天，然天道安可诬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搅多时。吾辈安得不善承天意，亟为勉图。”孙认为奸臣佞臣，将来天必去之，目前我们只好自行努力。又有信云：“此何地，敢爱其身？此何地，敢不爱其身？得手教乃快，此惓切也。当瘁呿时，愿惟少加静息。自爱，正以爱此耳。”劝他保重身体。袁崇焕于崇祯二年被捕，孙承宗有诗感叹，有云：“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又云：“东江千古英雄才，泪洒黄卷半不平。”两人是英雄重英雄。)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注：袁崇焕作了两首诗痛悼熊廷弼，大概没有公开，所以幸未贾祸，诗中公然说熊功高遭忌，不送贿赂致死。这两首诗慷慨悲愤，日后用来吊他自己，也很恰当。《哭熊经略二首》，其一：“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熊被斩首后传首九边，袁崇焕见到熊的首级，面目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其二：“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罄尽身难赎，赂贿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图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广东人，虽自幼居于广西，平时大概说广东话。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

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五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 （一六二六） 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 （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 ，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什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 （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 × 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 × 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注：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廿四日，清兵杀到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的闯军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闯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数万精兵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他的部属也不像闯军那样，抢饱了财物美女，不想打仗。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什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 (注：《清太祖实录》卷十。)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文，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 (注：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注：据《胪天颂笔》。)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历时很久，城基给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后来北京百姓怨怪袁崇焕，大概也出于这种懦怯卑劣的心理。

大家正在彷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倧 （浙江人） 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金通判后来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 (注：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 (注：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廿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每一“牛录额真”统兵三百人 （约相当于营长） 。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枝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什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了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在葫芦岛之南，在宁远之东海外，离岸十八里。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 (注：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瓯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十分恼怒。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 （正妃） 来，同回沈阳，因心情郁郁而发背疽 （癌） ，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 (注：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拼。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山海关若失，清兵便到北京。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 （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 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 (注：《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满桂是蒙古人，非常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伶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 （在《碧血剑》小说里，在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 (注：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满桂回任后，大概袁崇焕和他修好，表示了歉意。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耽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 (注：《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伶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城上督战，纪用在锦州城上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七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之下。中国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明断果决、多谋善战，除刘秀、唐太宗、成吉思汗外，中国历朝帝皇没几个能及得上。 (注：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 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

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经济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天灾，辽东发生饥荒。 (注：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皇太极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如向中国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 （对明） 交邻 （对日本、满洲） ”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的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中国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挠，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皇太极则可巩固权位。努尔哈赤去世时，满清大权交由四大贝勒共掌，四大贝勒的权力相同，那是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兼养子阿敏，皇太极因得代善支持而继位为满清大汗。

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中国那时的人口，官方的记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当不会少于一亿人。 (注：何柄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 (注：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中国相比也相差极远。中国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受到了限制。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注：《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中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 (注：“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廿二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不现实态度，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 (注：“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覆。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 （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 (注：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讳，改称“直”）。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音转。为便于读者，本文不将“金、清”“建州、满洲”“满族”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 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 （在金国是天聪元年） ，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覆，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什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什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什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却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覆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什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 （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 ，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万历末年，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万历晚年征收矿税，数天之内就搜刮二百余万两，可见每年二十万两的“和平费”并不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为了避免战争，向敌人付出若干金银财物，如果目的是争取休整的机会，只要不是丧失主权和屈辱，并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败。北宋真宗时寇准主持澶渊之盟，对契丹增加“岁币” （每年支付的和平费） ，达成相当长期的和平，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另一大敌西夏。当时以及后世史家并不认为是错误决策，但寇准后来还是被政敌进谗，说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纪时，来自丹麦的维金人侵入英国，烧杀劫掠，十分残暴，英国国王阿尔佛莱德组织抗战，颇有成效，但维金人始终不退，占领了英国整个北方，后来的英国国王无奈，与维金人达成协议，每年付以一大笔岁币，称为“丹麦金”（Danegeld），国王向人民征税，用来付给敌人以购买和平，税项就叫做“丹麦金”。英国人民虽感到屈辱，但免了战争和被劫掠之苦，还是乐于交税，直到后来诺曼人入侵，将丹麦侵略者逐出英国为止，交付“丹麦金”的时期几长达二百年。不过两国对峙，一方付出和平费后，必须好好利用这段买来的和平时期来准备日后的抗战，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样，结果便是灭亡。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 (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当时和满清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只要赞成和金人议和，那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边界要直到淮河，与扬州、南京已相距不远。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不是极大。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黄河长江以北的义民纷纷反金，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而且并无可以爆炸的炮弹，威力比较有限。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 (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点就满足了。 (注：《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 (注：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 (注：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 （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 ，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与德国议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订停战协定，北越、南越越共与美国、西贡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等都是。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策略或对或错，投降通常是错。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赋税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极，国库入不敷出，左支右绌，百废不举，对军队欠粮欠饷，裁撤驿站 （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 ，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 (注：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作“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当魏忠贤灼手可热之时，他手下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将反对派都称为“东林党”，名之曰“奸党”。袁崇焕与清流派关系密切，但因手统雄兵，为关外重镇，所以没有名列“东林党人榜”，袁崇焕反以此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 (注：袁崇焕诗：《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贤奸党造东林党榜，并列出点将录，列举东林党领袖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相配，企图一网打尽，自己可借此谋取富贵），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他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 （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 ，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纷纷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 （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 ，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 (注：《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 (注：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灿（一说是他哥哥）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 (注：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 （一六二七年） 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但驻在清军后方皮岛的明军统帅毛文龙不肯出兵牵制。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 （参谋长） 。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拼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这次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军兵将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 （领七千五百人，相当于团长） 四人、牛录 （领三百人，相当于营长） 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 (注：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拼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是有功劳的。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 (注：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满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座生祠，圣旨题名曰“懋德”。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什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御史弹劾袁崇焕主张和议，“设策太奇”，攻击他没有去救锦州。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注：《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三岁，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算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 (注：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绝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翼所”是明抗辽名将陈策的字，但据杨宝霖先生考据，陈策于天启元年在援沈阳之战中阵亡，所以此诗中的陈翼所当非陈策，而另有其人。)

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同中进士的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覆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 (注：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陞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令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 (注：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袁崇焕留下来的诗篇，大多数是忧国忧民、悲愤沉郁之作，也有一些感慨伤逝、怀念亲友的，有几首表示家贫俸薄，愧对母妻。思念他一生，真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只有两三首小诗，稍显他幽默的一面。

《博浪城》

一椎如许大，误中亦由天。

此事同儿戏，留侯尚少年。

他评张良偕力士在博浪沙以铁椎行刺秦始皇，误中副车，还算幸运，事先无周密计划，本来成功机会不大，张良那时还是个少年，行动有些儿戏，那也难怪了。

《上蔡县》

富贵为丞相，临危不必言。

若能甘逐客，牵犬出东门。

李斯为秦丞相，给秦二世、赵高杀害，临刑时对儿子叹息说：“从前做平民时，同你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何等逍遥自在。现在已不可得了。”袁崇焕说：当年秦始皇要驱逐外国客卿，你上什么《谏逐客书》，劝阻了秦皇，留下来做丞相，要是当日你心甘宁愿的走路，今日岂不可以逍遥自在的带了儿子、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吗？ （这首诗已含有急流勇退之意，也表示：既要做大官，不免难逃给皇帝杀头的命运。）

《邵武暑中闲坐》

闲坐了无事，安排去作诗。

最嫌吟未稳，鹦鹉已先知。

袁崇焕虽是进士，大概诗才不敏捷，不能出口成诗，而须“安排去作诗”，作诗而要安排，有点自嘲。那时是他在福建邵武县当知县，没有公事要办，闲坐无聊，不如安排了去作几首诗罢，于是磨墨铺纸，提笔作诗。几句诗吟来吟去，总觉得不满意，最恼人的是，好句子想不出来，那几句不住诵读、不断推敲的庸句，却给架上鹦鹉听得熟了，抢着念了出来。鹦鹉要学会一句句子，须得听人上百遍的重复，可见袁崇焕把他这些平庸句子已翻来覆去的念了不少遍。其实这未必是事实，可能他为了自嘲而夸张。其他的好诗没作出来，我觉得这首自嘲诗才迟拙之诗倒是佳作。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 (注：袁崇焕《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空王”是指释迦牟尼。) 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什么遗憾。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九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 （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 ，做了几年木工 （不是做皇帝） ，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 （河北） 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惇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二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 (注：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祲仗谁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凭三箭，辽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另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 (注：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袁崇焕不是明哲保身的“智士”，而是奋不顾身的“烈士”。)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 (注：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宫左安门。 (注：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主要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徵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视名声与节操，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此外并参考《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之崇祯元年记事。)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什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

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

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 (注：《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薰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耽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做不到。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徵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什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明史·周延儒传》：“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相貌相当不漂亮， (注：《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是宰相，他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注：《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军饷应当由户部 （财政部） 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 （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 、“练饷” （指定用于练兵） ，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 （内帑） 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的力量。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属，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注：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向中国人民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 (注：《明清史料》丙篇，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不是中国的敌手，中国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薄弱，不产棉花，不会纺织，衣料不能自给，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注：《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其实谦卑到了极点。 (注：《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两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 (注：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沈棨下狱。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 天启是昏庸胡涂，崇祯却是昏庸傲狠。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 （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 ，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注：《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

敌人的和议是不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与军事同盟者的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财政、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缔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地位平等的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具体的现实情况，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明”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更准确的形容词是“昏愦”。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十一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恼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痛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崇祯二年 （公元一六二九） ，那是己巳年。再早一百八十年 （一四四九） ，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为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 (注：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两人后来都为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明末浙江兵赫赫有名，但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宋朝名将宗泽也是义乌人。杭州是在浙西，一般人比较文弱。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 （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 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能干的后勤人员和训练主任，传统上，杭州人并不善于打仗，办事能力是很强的。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 (注：即今辽宁省丹东市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之东，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 (注：皮岛在朝鲜写作椵岛。这个“椵”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皮岛在黄海中，身弥岛之西，大和岛之北。面积不大。) 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为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而清军没有水师，毛的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 (注：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

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 （因毛文龙要的是十万名官兵的粮饷） ，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廿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 (注：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廿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因他没有参与或听到密谈，所以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无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似较可信。) 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廿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廿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将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部属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享受西湖风物。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 (注：《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

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银子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 (注：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耽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

“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公然说要造反。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什么他还这样悖逆？”

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 （陈的女儿是毛文龙之妾） 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注：袁崇焕奏本：“……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冀恶者念便断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注：崇祯二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全，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编）)

袁崇焕耽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

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不过皇权专制时代，说这种话确是大逆不道；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真正的重大过失，是不受节制，在他所控制的军区中独立行事，不听上级指挥。在大战之时，大将独立自主，不奉命令，当然是违反军纪的重大事件。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 （后降清封定南王，镇广西） 、耿仲明 （降清封靖南王，镇福建） 、尚可喜 （降清封平南王，镇广东） 。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甚至把西洋火器带了过去。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 (注：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同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 （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 ，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份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武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份。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一些党派成见。

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论者多认为大招崇祯之忌，是袁崇焕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到底袁杀毛一事，真是合理而必要，还是犯了错误？这在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袁崇焕有没有杀毛之权？袁崇焕于崇祯元年受任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明朝兵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有军令权，可指挥陆军、海军，御史略等于现代的政治委员，是皇帝的代表，在部队中监督统帅。“督师”是带兵的最高级文官，袁当时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兼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又兼陆海军前敌总司令。毛文龙的皮岛军区归他管辖。临敌之时，麾下大将如果不听指挥，主帅将之斩首，中国历史上事所常有。例如诸葛亮斩马谡，临终时遗命斩魏延。尚方剑是“皇帝诛杀臣下之权力的象征”。袁崇焕受赐尚方剑，即是崇祯赐给他专杀之权，他用尚方剑杀毛文龙，是代表皇帝杀的。 (注：陈玉树《后乐堂集》〈袁崇焕杀毛文龙论〉：“崇焕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便宜从事。明制：督师赐尚方者，得斩总兵以下。是崇焕本有专杀之权者也。”)

第二：毛文龙是否真的有罪？毛文龙先前抗清有功，在皮岛起了一些牵制作用，但他立功升官之后，自大起来，皮岛军区只二万多名官兵，他却要领十万名官兵的粮饷，不接受中央审核，并自行设立市场做生意，派官兵去邻国朝鲜挖人参，取貂皮。还收取海上过境税，强迫朝鲜缴纳粮米 （侵犯中央的外交权） 。后勤部建议皮岛的粮饷由宁远 （袁的总司令部） 转发，以资核实，毛坚不接受。宁远大战时，局势紧急，毛文龙部队在清军后方，却不出兵应援或配合牵制。中央要求皮岛饷银由宁远转发，毛文龙不肯，双方交涉得紧了，毛文龙威胁说：“我带兵南下，攻打登州、莱州，取南京犹如反掌。”登州、莱州是袁崇焕直辖的军区，南京是明朝的南都，明太祖的龙兴之地。中央无奈，只好暂不坚持。袁崇焕受任之前，曾与首辅大学士 （约相当于宰相） 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以确立军纪。钱龙锡不表反对，但劝他慎重。

第三：毛虽有罪，是否应杀？当时军纪废弛，兵士为了索取欠饷，常常哗变，杀害上官。军纪不肃，无法打仗。袁崇焕曾向崇祯夸口，要五年复辽。如无一支纪律如铁的精兵，怎能抗清复辽？要树立军纪，必须先整肃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的大将。毛文龙的军阶是总兵 （还带都督衔，约略相当于军长、军区司令） ，和祖大寿、满桂等相同，统兵号称十万 （实际约二万八千名） 。当时袁崇焕所指挥的部队，全部约六万名，如将毛部近三万兵收过来统一指挥，对军务有极大好处。袁与毛在岛山见面，长谈三日三夜，毛始终不听指挥。袁劝他退休回去西湖享福。毛文龙夸称熟悉朝鲜情形，灭清之后可顺手取得朝鲜。在此情形下，不杀毛文龙无法抗清。打个比方，如果当年林彪统带第四野战军，在东北要独立自主，不服从中央命令，宣称打垮国民党部队后要乘机攻取南北朝鲜 （事实上林彪没有这样做，也未宣称） 。中共中央不杀林彪，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

第四：当时有人说，袁崇焕不应该当场杀了毛文龙，应将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请崇祯处理，或者先请皇帝批准而再杀他。当时大学者黄梨洲评论说：“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 （两） ，不应则跋扈，恐吓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贵近者，使者相望于道……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龙贿赂甚多，袁崇焕一提出申请，毛文龙即刻知道，有了防备，极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将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义子义孙，有可能动武抢夺，引起内战。就像《三国演义》中写魏大将邓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车，邓的部属武力抢夺囚车。

第五：也有人说，袁崇焕去宁远当统帅之前，决心整肃军纪，要杀毛文龙，和首辅钱龙锡商议。其实他直接请示皇帝更好，因为崇祯先得到杀毛的讯息之后，袁再杀毛，崇祯就不会惊愕恐惧，害怕袁崇焕权太大。然而崇祯更信任宦官厂卫，而这些宦官厂卫都收受毛文龙的贿赂，袁崇焕对皇帝一说，毛文龙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向吴王表演治军之法，要杀吴王的两名爱姬，因二姬不奉军令，嬉笑不绝。吴王大惊，派人去向孙子说：“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斩了两个爱姬，部队肃然，奉命惟谨。吴王不悦，说：“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将军请下去休息罢，我不想再看了。”吴王虽然心痛爱姬之死，还是接受伍子胥的劝告，重用孙子带兵，破楚、灭越、威齐，吴国霸于天下。

崇祯的度量，比之吴王阖闾是差得多了。见识也差得多了。

崇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杀袁，等于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因诸葛亮斩了马谡，把诸葛亮杀了。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 (注：《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得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 （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 、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开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 (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 (注：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农工商经济，征战本非所长， (注：Bertrand Russrll： The Problem of China （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满清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倘若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寡不敌众，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都在四大贝勒之列，权势颇大，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 （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 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 (注：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廿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 （这次是心甘情愿了） ，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 (注：《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疲兵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对强大而唯一的援军不加支持，反而处处疑忌为难，不给部队以休息机会，崇祯采取的是自杀政策。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清兵是八旗兵中的精锐，领军的是莽古尔泰、多尔衮、阿巴泰、多铎、豪格，清军最厉害的大将都在这一翼，除镶蓝旗、镶白旗、正白旗三旗精兵外，还有二千蒙古兵。袁崇焕、祖大寿率部和清兵打到傍晚 （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 ，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 (注：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廿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 (注：《清史稿·阿巴泰传》。) 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

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

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 （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 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 (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这些求之不得的各种良机，突然之间全部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全无胜算。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什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什么密谋？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像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沮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 (注：《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

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兵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通常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廿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和皇帝是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 （如老鼠） 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 (注：据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关于设反间计一事，据《东华录》载，此计出于皇太极，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承皇太极的密计，与所俘太监假意密语，故意让杨太监听到。但据黄宗羲为钱龙锡所写的墓碑铭《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说此反间计是范文程所献策，而为皇太极所采。又，张宸《范文程传》中有一句说：“章京范文程亦进密策，令纵反间去崇焕。”（《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用）据杨宝霖先生的考证：黄梨洲的学生万斯同曾赞助王鸿绪修《明史》，所以万斯同有机会见到清政府的机密档案；《东莞县志》的主修人陈伯陶在光绪年间曾为史馆总纂，所以能见到张宸所作的《范文程传》。我在《碧血剑》中写皇太极接见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隐含此事。)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见面后不问军情，却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其实在六月十六日的圣旨中，崇祯早已说毛文龙罪大，杀他“杀得好！”“不必引罪。”此时却忽然“秋后算帐”，真是莫名其妙。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 (注：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拼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有极大可能。) 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中国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师，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

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 (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祖大寿的母亲，这位八十多岁老太太很勇敢，有传统的忠心，说得好，她是忠勇兼全，但失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说得不好，是老胡涂了，以妇人之见，误了大事，只求儿子不失忠孝之名，却未考虑到袁崇焕的安危和国家大事。在当时处境下，崇祯唯一害怕的是清兵攻入北京，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关辽部队。祖大寿接到信后，对母亲的话必须当作耳边风，回奏皇帝：

“启奏皇上：臣所统带兵将得知督师袁崇焕入狱未释，听臣宣读督师信函后，均言以督师此时处境，只须一狱吏以拷打、火烙等酷刑，即可迫使督师书写此信，众人不信此为督师真意，决不奉命。若督师亲临军中指挥，则不仅臣所率数万兵马立即回师，而督师属下未曾南下之数万大军，亦即星夜赶来京师，共报皇恩，出死力保社稷于万全，为皇上粉身碎骨。否则众军心寒，旦夕间一哄而散，关辽锦宁京津宣遵，防守俱溃，臣祖大寿纵自刎军前，以死报君，亦无济于事矣，至袁崇焕罪行轻重，尽可于退敌之后再行查究，请圣意卓裁”云云。

以此要挟，或有可能迫使崇祯及众大臣释放袁崇焕，由他率兵抗敌。崇祯及朝中众大臣是卑鄙而胆怯之小人，便须以对付小人之道对付之。等到敌兵既去，威胁解除，只有真正君子才会感恩而释放袁崇焕。但须知崇祯决非君子！

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以为门神负责守门，一定安全。当时北京人私下说，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没受过打仗的训练，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C．P．Fitzgerald： 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p．463-464。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御史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疑。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覆，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 (注：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 （司长） 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未必完全正确，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杀得好，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注：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谥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他父子入狱后，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 (注：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爌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 （湖州） 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妒忌同年袁崇焕升官太快，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份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和当朝有权官员。毛文龙一死，众太监与权臣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  十五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 (注：见余大成《剖肝录》。) 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什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他对袁崇焕又佩服、又害怕，内心有极强的自卑感。杀袁崇焕，是自卑感作祟。

当满清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辫子兵烧杀掳掠的消息不断传入耳中，崇祯心中充满了惊恐，就像吓坏了的困鼠撕杀同类一样，只听到一个毫不足信的谣言，便下令将袁崇焕投入狱中。他怕这个人的英悍之气，怕他的蛮劲和战斗精神，怕他在手握兵权之际抢了自己的皇位，南宋时高宗赵构杀岳飞，这种心理也有作用；他的祖宗朱元璋杀大将李文忠、冯胜、傅友德、朱亮祖、蓝玉，是怕自己死后这些大将抢儿孙的皇位。只不过比之朱元璋与赵构，崇祯更加年轻，更加缺乏才能、智慧、经验、知识，更加暴躁多疑。他如果放了袁崇焕出狱，命他带兵抗清守城，只证明自己的愚蠢和懦怯。越是愚蠢懦怯的人，越是不肯承认。认错改过，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他所没有的，正是这些品德。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 （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 ，十四个兵部尚书 （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 。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什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 (注：《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崇祯既大书“九思”，《论语》、《孟子》这种儒家典籍当然是熟悉的。袁崇焕考中进士，四书五经非熟读不可。当袁崇焕从锦宁前线率师回援北京之时，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话给他看。《孟子·离娄》：“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袁崇焕援军抵达北京城下，崇祯不体恤兵将远来劳苦，反而对之疑忌，不准进城休息，早已“视臣如土芥”了，袁部即使不视他为寇雠，也大可不必再为保卫他而拼命血战。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到北京，香港《大公报》的前辈同事李纯青先生曾带我去崇祯吊死的煤山观光怀旧，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春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 (注：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拼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女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 (注：“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 （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 。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中国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独裁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什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智力不够，自卑感极强，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 （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 ，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 (注：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昌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康有为与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夥，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赶走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是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采，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鲁迅先生曾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袁崇焕，正是鲁迅先生所称的“中国的脊梁”，使我们不会失掉自信力。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 (注：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像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 (注：《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 (注：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 (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

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不起来了 (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什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意为灾害）兆民曰思（意思是“对亿万百姓造成重大灾祸”），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